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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灵水】你可以不做诗人

灵水2019-10-18 15:42:17

李春鸣/文

你可以不做

诗人

小时家境还好,家里人都很支持我买书看书,所以很早我就能接触到一些经典的书籍。在邻居和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博览群书的“神童”,不禁飘飘然起来,认为自己应有个不凡的梦想。那么该成为什么人物呢?为此我竟真动起了脑筋。在读初二的时候,我看到姐姐带回的一本《朦胧诗选》,莫名地就被北岛、顾城等人的诗打动了,至今还能背出诸如《是的,昨天》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等诗篇,当时就萌生了要当一名诗人的念头,于是开始写诗,自负地认为自己将来必能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。

  读高中前,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,生活开始变得拮据,我自己也随后生了一场大病,性情大变,整个人也很颓废。但是想当诗人的念头却没有改变,读诗、写诗依旧。记得刚上高中时校门口小吃部的炒肉丝是一块五一份,恰好《诗歌报月刊》这本杂志也是这个价。每个月我都会在邮电局的报刊杂志零售处徘徊一番,为买《诗歌报月刊》还是吃肉丝而纠结。纠结的结果,当然还是选择了诗歌。高中毕业前书价涨到了一期三块八毛钱,这就更让我挣扎了,虽然肉丝也涨价了,但这杂志的价钱还是相当于一份肉丝一份汤加一份饭的了。咬咬牙还是买,买了后就干脆丢一顿饭不吃了。等到偶有诗歌发表,几块钱的稿费都舍不得用,连稿费汇款单附言都撕下来保存而舍不得扔掉。

  后来到乡下教书,我不再那么想做诗人了,常常数月拖欠工资的现实让我更加颓废。偶尔写的诗稿也都起炉子时引火用了。这些诗稿就权当是祭奠海子、戈麦等诗人了。再后来来到北京读书,北师大浓厚的文化氛围又一次点燃我的诗歌激情,写的诗歌经谭五昌老师推荐,恰好就发表在高中时常买的那个杂志上。此时杂志已经更名为《诗歌月刊》,也更厚实了,但是我总觉得它缺少了当年的味道。

  此时的诗坛混乱极了,拥有话语权的“知识分子写作”和“民间写作”,正吵得不可开交,被点燃的诗歌激情也不能激起我再做诗人的欲望。接着就是诗歌网络狂欢的时代了,看看梨花体、羊羔体和白云体的诗歌,哪里还有半点当个诗人的欲望呢?那些诗全是废话!写废话都能写成诗人,这诗人的门槛也太低了吧!至于后来看到的高凯的《村小:生字课》,我真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吹捧他写得有生活味。“蛋  蛋  鸡蛋的蛋/调皮蛋的蛋  乖蛋蛋的蛋/红脸蛋蛋的蛋/张狗蛋的蛋/马铁蛋的蛋……”,这叫诗吗?这就是所谓的有生活气息吗?高凯和那些吹捧者,你们在乡下教过书吗?对于此,我感到痛心和难过。这简直是在亵渎我心中珍藏的,那暮色四合下、荒烟蔓草中的乡村学校。

  稍微正常一点的一线诗人,则以写段子而自以为诗,并自我标榜为革新。对于这种解构崇高、反讽现实的,写毫无意境的充斥着理念的诗的人,我只想说,你是诗人吗?你不过是段子手罢了。所谓一线诗人的情感,早因深厚的淤积而变得凝滞,顽固不化;大段大段的关于生活戏剧的铺陈,琐屑呆板。其实在我眼中,伊沙、于坚等人都不算写出了真正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诗歌,何况你们这些人!

  我因此理解了海子的诗句: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/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/万人都要将火熄灭,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。这是多么沉痛而又无奈的话!只是我没有海子的那份才情,更没有那份决绝。及至看到刘小枫的《拯救与逍遥》,我一上来就被他在开篇绪论《诗人自杀的意义》中引用的加缪的观点而搞得目瞪口呆: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这就是可否自杀。我终于搞明白了,从海子那时(或许更早以前)到现在,在诗坛要么就成为烈士,要么就成为小丑,否则只会悄无声息。我也完全体悟了我的导师张清华的“悲戚”之语: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媒介,在今天已变成一个铁的事实,诗歌以如此方式走入民间,走入大众,也走到了它的尽头。这不正是尼尔•波兹曼所说的“赫胥黎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”的“娱乐至死”吗?

  我彻底不再想做诗人了。我不是诗歌的庸才,也确实不是诗歌的天才,担不起振兴诗歌的重任。成为捍卫某种诗歌传统的烈士,或做“娱乐至死”的诗坛小丑——这两种“死法”,我觉得都不必要,当下在这个世上有比做个诗人更重要的事情。涅克拉索夫说过:“你可以不做诗人,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。”是的,我并不必然生活在当今诗坛,但我生活在我脚下的国度,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必然的权利和义务。而这其中最应该我这位老师来做的事,无非就是教书育人。我不再想做诗人,我想我最应该干的事是让我的语文课成为公民教育的通路,这虽然离我做个伟大的诗人的梦越来越远,但我常在心里安慰自己:培养有思想有情味的现代公民,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写诗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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